一個人老是說“外行話”，卻總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變一個行業，只能說明，行業的邊界和定義已經消失了。

　　本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四川的大涼山。

　　在那里，攀鋼投資300多億元建了一座年產350萬噸的大型鋼廠西昌鋼釩。2018年，一位阿里巴巴的人跑去說，我們幫你們建一個“鋼鐵大腦”吧。

　　攀鋼董事長段向東對我說：“那時我真的挺驚訝的，馬云不是賣百貨的嘛，他懂煉鋼嗎？”阿里開了1000多萬的合作費，段向東當然不肯出。阿里說，那么這樣吧，我們先免費做，以后你們看著給。

　　阿里派出了一支10多人的專家團隊，由一位麻省理工出身的博士帶隊，在大涼山扎點干了一年多。到我去的時候，有兩個項目已經交付了，一個是煉鋼爐的鐵水和合金添加，一個是鋼板表面檢測。

　　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支撐下，攀鋼僅這兩項改造，一年可以節省5000多萬元，同時減少一半左右的用工。

在攀鋼西昌鋼釩調研

　　從大涼山下來，我又去了四川農信銀行調研。這是一家服務上千萬農戶和中小企業的地方銀行，全四川擁有5000多個網點。四川農信從2014年開始構建互聯網金融平臺，逐漸完成了科技金融的全閉環。

　　到我去的時候，四川農信每天上百億的交易全部在網上完成，對30多萬小微業主發放貸款，年不良率居然可以控制在1%以內。這在傳統的商業銀行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今年疫情期間，它在全國農商行中第一個完成了“戰疫貸”業務。

　　四川農信的數據中臺，是在阿里的支持下完成的。

在四川農信調研

　　會不會有一天，阿里巴巴成為一家無所不在的公司？

　　1962年，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在研究美國企業史時，提出了企業發展的戰略四階段論：數量擴大戰略、地區擴展戰略、垂直一體化戰略和多元化經營戰略。

　　這四個階段環環相扣，帶有強烈的、可以科學推演的遞進關系。半個世紀以來，它被視為企業發展戰略的普適性規律。

　　然而，二十一年來的阿里巴巴，顯然不符合這一理論。它的增長曲線帶有極大的跳躍性，甚至其間并沒有可以合理推演的邏輯路線。

　　阿里是做中國商品出海的B2B業務平臺起家的，它抓住了1998年中國外貿自由化的窗口。但是，2002年的淘寶網卻是一個意外的、與當時的主營業務幾乎毫無關系的嘗試。2003年，淘寶推出了擔保交易服務——支付寶，后來發展為全球用戶量最大的移動支付平臺，如果沒有那一年的非典疫情，這在鐵板一塊的中國金融業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2014年，馬云發力云服務，在當時，阿里的數據處理能力遠遠弱于中國移動、中國電信、華為、聯想乃至騰訊和百度，幾乎談不上任何的競爭優勢，但是，今天它卻擁有了60%的市場份額。

　　這幾天，人們正在為螞蟻金服天文數字般的市值驚呼，那么，三四年后，阿里云的估值很可能更加讓人吃驚。

　　馬云的箱底還藏著一些寶貝。他的菜鳥網絡還沒有浮出水面。今年開始推動的犀牛智造會不會重構既有的生產線秩序？甚至，剛剛完成校園建設的湖畔大學，有沒有可能成為中國最好的工商大學？另外，他聲聲念叨的鄉村教育和大氣污染，會不會也找到一種創新顛覆模式？對了，還有他藏在深閨的達摩院，會是下一個貝爾實驗室嗎？

　　馬云做了這么多專業的事情，但是，他好像總是講“外行話”。

　　10月24日，他在外灘論壇上的21分鐘演講，刷爆了輿論圈，然而在金融業內，很多專家都只是“呵呵”而已。他說中國的銀行是“當鋪思維”，說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根本就沒有系統。這些話都經不起學術和業內的認真推敲。

馬云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演講

　　這當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幾年前，他說新零售，王健林跟他打賭，大抵是相近的情景。

　　可糟糕的是，他說這些“外行話”的時候，行業的顛覆已經開始或即將完成了。行業里的人們要警惕的不是他說的話有多么外行、可笑，而是要防止他可能形成的“科技霸權”和壟斷。

　　在某種意義上，馬云不是一個理論家——他還時不時地“懟”一下教理論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而是一個思想者。

　　在人類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一些人物，比如古希臘時期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先秦時代的老莊孔孟，乃至近世的尼采、艾德蒙·柏克，他們都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但是并不妨礙他們啟迪了人類的思想。

　　思想者的特點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是“未經思考的人生不值得度過”，就是“上帝死了”。你聽上去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但是，他是第一個講出這句話的人，然后，河流改道了。

　　馬云的朋友們都說他是“外星人”，當然指的不僅僅是他的外貌。

　　常常有企業家問，為什么二三十年前我們讀德魯克、邁克爾·波特，而現在卻更愿意聽喬布斯、馬斯克和馬云？

　　這又是一個與分工和邊界有關的話題。

　　千百年來，人類文明的進步就本質而言，是被兩個元素推動的，一個是科技力，一個是思維力。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軟件，人們因之產生分工。

　　德國哲學家托馬斯·索維爾便認為，知識分子供應思想產品，企業家供應財富產品，兩個集團涇渭分明，共同構成社會精英階層。

　　近二十年來，信息化革命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將世界推平。與此同時，數據、智能硬件、新材料等一系列的技術革命和新工具，對人類行為及公共治理的影響和滲透越來越深刻，由此產生出大量的專門知識。經典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在這些領域缺乏及時響應的知識儲備和獲取能力。

　　正因此，知識世界的地理疆域發生了大挪移，經濟學者們對商業突變的解釋權被沖在一線的企業家所剝奪。而后者在表達上，并不追求系統化和框架性——或者變化本身就無法用傳統意義上的框架進行證明及證偽。

　　所以，不是馬斯克或馬云太會說，說得太對了，而是本來應該承擔話語責任的群體集體失語了。

　　這里面，當然存在著極大的危險性。政治、商業或思想市場的單核化，永遠是需要警覺的。

　　一個人老是說“外行話”，卻總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變一個行業，只能說明，行業的邊界和定義已經消失了。

　　馬云是信息化時代的產物，認真通讀他二十年來的講話，你會發現，他也有一定的思維模型和表達范式，就是重新想象任何一個行業的運轉狀況，然后從需求和效率出發，對之進行破壞及重構。

　　他不懂編程，不懂煉鋼，也未必真的懂金融。但是，他喊出了羅馬的方向，然后讓彭蕾、張勇、蔣凡及行顛等一干人用腳趟出一條路。所以，他的核心能力是遠見、企業文化和資本組織力。

　　他未必每次都對，但是對上一次，就可能是一場梭哈。

　　在美國商業史上，像馬云這樣的人物也出現過一位，那就是創辦了IBM的老托馬斯·沃森。這位對技術一竅不通、打印機推銷員出身的企業家在當年也總是說“外行話”，然后一次次地改寫歷史。

　　在當代中國商業世界，馬云是一個異端，阿里巴巴是一家前所未見的巨型公司。就如同西方世界對崛起的中國產生了巨大的陌生感一樣，中國社會對阿里的無邊界擴張也未必做好了準備。

　　事實上，我們對之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這很令人慚愧。